由于日本金融行業立法很少有規定金融機構的民事責任，法官在第709條一般侵權規則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出了“交易型侵權行為”認定規則，日本金融行業通過認可金融機構違反金融行政規范行為的民事責任效果來認定金融機構的“交易型侵權行為”責任。但是，日本金融行業司法審判在成文法國家畢竟只具有個案效力，日本金融行業法官雖然可以參照以往案件中的“交易型侵權行為”責任的判案思路，但是在審理每個案件時仍然要對金融機構行為的違法性加以具體認定。

而且，即便是法官適用“交易型侵權行為”責任規則認定金融機構的責任，也只是減輕了消費者對違法性要件的舉證責任，日本金融行業作為原告的消費者一方仍然要對行為與損害后果的因果關系等要件承擔舉證責任。而客觀上這些證據主要掌握在金融機構一方，消費者很難逾越舉證責任的壁壘。并且，由于法官對“交易型侵權行為”的認定仍然是以過錯責任作為歸責原則，日本金融行業司法判決的結果往往對消費者的救濟程度十分低下：法官在確認了金融機構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之后，又往往結合消費者一方的過錯大小來分配損害承擔的比例，從而將過錯相抵原則變得日益常態化。另外，日本金融行業法院對于類似案件的簡單重復審判過程不僅是對審判資源的浪費，也大大增加了訴訟當事人的訟累，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又使得判決結果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因此，所有這些問題都只有通過立法修訂與創新來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