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制度價值與基金管理人的核心地位、基金法制“絕對”權利[6]決定了基金管理人及其行為是法律規制的核心。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法律的變革，基金法制信托制度已經從早期有限的民事家庭領域進入商事經濟領域并且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基金法制原本社會中保有和轉移家族財產的需求早已逐漸減少，隨著現代工商業的高度發達，“投資獲利”已經成為財產管理中最重要的內涵與要求。證券投資基金以為基金份額持有人興利防弊為其制度內在價值，而無論是興利，基金法制還是防弊，基金法制都是為了實現基金份額持有人的投資目的和相應利益，是信托制度在現代財產管理“投資獲利”內涵下的根本要求。可以說，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是基金以及基金行為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無法實現或者不能充分滿足，都將意味著基金制度的消亡與被淘汰，或者說，其制度就沒有真正的價值。所以，實現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是證券投資基金制度的根本目標和中心環節。而基金份額持有人投資基金是否能夠真正獲得收益，基金預期的投資目標是否能夠實現，完全依賴于基金管理人的能力與行為。在經濟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中，由于專業技術與社會分工的緣由，專業的、有經驗的受托人依賴其專業知識技能和豐富的投資經驗，可以彌補投資人自身專業技能與時間、基金法制精力的缺乏或者在具有多數投資人存在共同管理的困難時，確實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投資人減少風險和成本、增加投資收益的目標與愿望。基金制度正是建立在基金管理人的專業能力與正當行為之上。

另外，“興利”意味著授權。利益驅動市場基本規律作用之下，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將資產交由專業的受托人進行管理與經營，基金法制直至讓渡出對財產管理和投資的全部權利以謀求投資利益之最大化，而僅保留消極地獲得利益與分配剩余財產的權利。而在信托制度的基本框架下，市場中財產投資對權利的客觀要求與利益驅動規律對投資人的影響促使商業化信托中的受托人獲得了更為全面的選擇與進行投資的自由裁量權。具體來看，在證券投資基金中，不僅“一般來說，其限制主要是管理權和控制權屬于受托人，受益人無權干預”；[7]而且，基金份額持有人將基金財產的管理權“終局”地授予基金管理人，除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例外情形外，不得變更受托人或自己執行基金事務，基金法制而不同于公司股東可以通過定期選任董事來影響和控制公司的經營與管理。雖然委托人、受益人仍具有某些權利，甚至可以更換基金管理人，但這些權利從具體內容上來看，并不能干涉基金受托人的經營管理，從基金法制程序上則必須通過多數持有人的集體意志并在一定條件和程序下方可實現，并非持有人個體可以任何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