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基金法制就是對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規制。基金管理人抽象的從法律規制的方法和路徑來說，基金管理人法律規制通常可以分出義務和制度兩種選擇。基金法制也必然依賴于上述兩種基礎路徑加以規范與調整。

在基金法律關系中，基金份額持有人與基金管理人之間存在不平等的信賴關系，基金管理人對基金持有人負擔有信賴義務，基金管理人應當為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而勤勉謹慎地從事相應的證券投資活動。然而，在現實社會中，單純地依賴信賴義務及其責任設置必然無法解決兩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從制度角度而言，基金管理人需要通過立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基金管理人內部治理與外部規范機制，通過分權與制衡從而達到對基金管理人行為的規制目標。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的內部治理與外部規范構成了基金利益保護或不當行為防控體系的基本框架。在我國的證券投資基金法律制度中，需要同時采用上述兩種方法與路徑，從義務與制度兩個層面入手規制基金管理人的行為，以保證基金制度法律價值與目標的實現。基金信賴義務與治理制度的共同規范與相互促進，是基金法制與基金管理人行為規范的基礎方法與重要支撐。

具體來看，在信賴義務的基礎之上，基金管理人內部治理與基金管理人外部規范(基金治理)并列為基金管理人法律規范的制度機制。也就是說，基金管理人制度規范或者說基金法制的制度規范包括了基金管理人的內部治理與基金管理人的外部規范兩大部分。前者是基金管理人的內部公司治理，為基金管理人的良好行為提供了可能與基礎，基金管理人是后者的影響因素與重要保障；后者是基金管理人的外部法律規范，包括基金內、外部治理與規范，是建立在前者基礎上的具體行為要求與約束。在后者尚不完善，甚至存在固有的、基金管理人難以克服的障礙時，更加凸顯了前者的價值與意義。因此，基金管理人的內部治理應當成為基金法制研究中的基礎性內容，從構造基金管理人的主觀意識和良性治理出發，基金管理人以實現整個基金的有效法制和基金投資人利益的切實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