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責任是證券違法行為的最主要責任形式，我國《證券法》中明確規定了證券違法處罰中的民事責任優先原則。證券違法行為民事責任的主旨在于通過司法裁判強制不法行為人對于受害人（無論是特定當事人還是不特定多數人）給予賠償或補償。

  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法制實踐中，司法裁判實際上僅能在一般民事違法行為（可能涉及證券）案件中強制不法行為人對于特定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而對于嚴格意義上的證券違法行為卻很難對不法行為人通過司法裁判，強制其對受害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其原因有二：其一，證券違法行為的受害人多為不特定多數人，對于不法行為人的民事訴訟應當采取集團訴訟或派生訴訟方式，而我國相關的訴訟制度因政策原因目前尚不完善。其二，我國法律目前對于證券發行中的虛假陳述和操縱市場等行為的基本構成要件尚未作出合理的規定，特別是對于因果關系要件尚不能作出具體規定。在證券已經上市流通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無法合理地判定不法行為人應當賠償予不特定且不確定受害人的基本價差。由此可見，民事責任優先原則并不應是一簡單的口號。

  證券違法行為的行政法責任：證券違法行為的行政法責任是證券監管機關依法對不法行為人給予的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證券市場違法行為被處罰或處分的不法行為人在不服處罰或處分時，可以要求復議。我國《證券法》及相關的法規對于各種證券違法行政責任有詳盡的規定。按照我國《證券法》的規定，證券違法行為的行政法責任形式包括：責令停止發行、退還所募資金并加算銀行同期存款利息；警告；取消從業資格；取締違法公開發行證券的合同；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罰款；不得行使表決權；撤銷任職資格；暫停或者撤銷業務許可；責令依法處理非法持有的股票；限制股東權利；通知出境管理機關依法阻止違法人員出境，等等。應當說，對于證券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或處分是制裁不法行為人的靈活、便利的有效方式；但這一責任方式同樣因不能解決對證券違法行為受害人的賠償或補償而頗受非議。不僅如此，隨著證券監管權的發展，證券監管機關不受限制的行政處罰權或處分權過度擴張始終是一值得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