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決定論舉例,文化決定論的評價文化決定論也對社會學界有一定影響的思想。持該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個社會的價值觀與愈識形態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極大。文化決定論如社會學者瑞林格通過對德國與美國的社會保險制度的比較，就認為美國之所以較德國晚50年之久才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其根本原因是文化風俗習慣與價值體系的差異，即:德國在當時有很強的父權主義思想，文化決定論人們普遍認為國家應該為全國的百姓負起生老病死的資任:而美國相反，一直是一個自由放任、個人主義思潮盛行的國家，接受救濟或福利者往往被公眾視為個人失敗的象征，含有強烈的社會歧視觀念;因此，文化決定論德國不僅很自然地比美國更早確立社會保障制度，而且其制度建設更好、更完整。

    1965年，威廉斯基與黎鮑克斯提出著名的社會政策理念模型，自此，西方社會學者通常將社會保障視為社會政策的核心組成部分，井認為建構模型對于分析社會政策實務和理論發展均是很有助益的途徑。在二人合著的《工業社會與社會福利》一書中，文化決定論他們將各種社會福利體系想象成一連續體，描述了兩個極端類型的特性即殘補(剩余)型和制度型。前者視家庭和市場為滿足人類需要的正常機制，當它們無法發揮正常功能時國家才彌補其損失:后者則主張國家應扮演福利供應者的實際角色，制度化的社會保障成為一種最基本的、第一線的社會福利機制。

    1972年，蒂特馬斯(Titrmuss )提出“補缺型”、“工業成就表現型”和“制度化再分配型”三種模式。1975年，帕克((J.ParKer )提出“放任主義型”、“自由主義型”和“社會主義型”三種模式.1976年(1985年修訂)喬治(V.George )和威爾汀(P.Wilding)提出“反集體主義型”、“被動集體主義型”、文化決定論“費邊社會主義型”和“馬克思主義型”四種模式。1979年，品克(R.PinKer)提出“古典經濟型”、“重商主義型”和“馬克思主義型”三種模式。1984年((1990年修訂)米什拉(R. Mishra )提出“新右派型”、“凱恩斯和貝弗里奇福利國家型.、“合作主義型”、“社會民主型”和“馬克思主義型”五種模式.1989年，文化決定論威廉斯(F.Williams)提出“反集體主義型”、“社會改革主義型”(包括非社會主義的福利集體主義型、費邊社會主義型和激進的社會行政型)和“福利的政治經濟學型”三種模式。